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为配合此次行动，国家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一系列单行法律法规，对刑法法典进行修改补充，死刑罪种增长较多。

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等八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均可判死刑。由此，“严打”正式启动，势如破竹。

一、邓小平拍板后，“严打”正式拉开大幕。

年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听取上海负责公检法的同志汇报完上海治安问题后，提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

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此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

年2月8日，邓小平在无锡视察工作时，接见了在无锡疗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江渭清建议道：“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邓小平开始重视治安问题，而促使他下决心进行严打的，是几个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六一六”案件。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滋事，残忍杀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并强奸、轮奸多名女青年。犯罪分子还同时犯有抢劫罪、爆炸罪。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们到牙克石出差办事心存恐惧，不敢走出火车站的站台。由于多数罪犯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群众集体上书，要求将罪犯全部处以死刑，最终只有其中两人被判死刑。

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中央领导。还有一种说法是唐山的“菜刀队”凶残嚣张，甚至拦截了邓小平去北戴河的车队，才使邓下决心严打。

刘复之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任部长后，针对当时极为严峻的治安形势，亲自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并于7月送报中央。邓小平在两天内看完了这份报告，年7月17日上午9时，他召集刘复之和彭真来到自己在北戴河的疗养住所。

邓小平身着草绿色军便服，手里拿着由刘复之起草的、两天前上交的报告。几句寒暄之后，他直切主题：“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说着，邓小平翻开报告，边念边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

读到这里，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两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他打着手势，“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对于如此严厉的打击可能引起的社会争议，邓小平早有预料，“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彭真表示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意见。

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年“严打”还打到了“大老虎”，被捕的是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公子哥”。为首的胡晓阳是胡立教之子（胡立教是走长征的“红小鬼”出身，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小蒙、陈冰郎是陈其五之子（陈其五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是“一二·九”学运领袖，据说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名句就是他喊出来的，后来还负责起草了着名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六人中，陈小蒙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胡晓阳是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葛志文是上海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是中国民航一○二厂工人，陈丹广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是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

三个淫荡公子、三个帮闲混混，在父辈革命勋章的荫蔽下，厮混在一起，干的是拈花惹草、奸淫妇女人妻的事。这几个公子哥打着帮人办事的旗号，以招工、招干、调动工作为诱饵，以跳舞、谈恋爱为幌子，从年到年，共轮奸、强奸、猥亵妇女51名之多。陈小蒙出于记者的习惯，居然把采访用到了“采花”上，每一次事毕，都会与对方聊一会儿，然后把“采花”过程细节及“采访”内容如实记录下来，几年下来，竟然弄成了一本厚厚的《“采花”大纪实》书稿，而且还张罗着要出版。胡晓阳则爱好摄影，每逢淫乐之时，便会用携带的微型相机偷拍淫乱场面，供事后“欣赏”，甚至还拿出一部分照片作为陈小蒙书的插图，胡晓阳还故意拍摄了一些女性的裸照，用来要挟部分受害者继续与他行欢。

陈小蒙家的房子是部分强奸案的案发场所，他与胡晓阳等六人常带各形各色的男女青年出入，周围邻居都知道这是个淫窟，但因为陈小蒙、胡晓阳是高干子弟，谁也拿他们没办法。当时群众对上海市领导有“三个意见”，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位居其一。一位被害者回忆，六人中绰号“小鸽子”的葛志文事后曾威胁她说：“我们都是高干子弟，你要告去告好了。”平民女子与一个高干子弟的强烈不对称关系，以及社会对强奸案受害者的不宽容，使大多受害女性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警方展开行动后，在搜查葛志文家时，取得重大突破，查获了一本记载着众多女性姓名和通讯地址的通讯录，根据这个线索，警方找到了大量的受害人，对六人进行指认，收集了充分的犯罪证据。

到年2月15日，六人全部被抓获。

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启立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也说道：“现在要从抓大案、要案入手，特别是那些有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案要案，一定要冲破阻力，一抓到底。杀一儆百，挽救一批干部。”

　　年2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一审判决，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5年、3年。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陈小蒙得知后说：“想不到现在共产党动真格的了！”经胡耀邦等领导人过问后，于年3月对三人执行枪决，此事引起社会轰动。

除了胡晓阳、陈小蒙等人外，在京津沪等主要城市的官二代、军二代聚居区，警车穿行，人人自危。天津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以及天津警备区的军队子女等，杭州枪毙了将门之后熊紫平、熊北平兄弟……不少作恶的干部子弟在“严打”中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被认为是这次“严打”的一个突出“亮点”。

三,反思被刻意重刑的“流氓罪”

　年“严打”秉承的是“从严从重从快”的原则，在迅速打击了一批犯罪分子的同时，也“误伤”了一些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罪”的人。最典型的、当时适用比较多的是“流氓罪”。年《刑法》第条对“流氓罪”的规定是：“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为“流氓罪”的界定比较宽泛，特别是“其他流氓活动”的条文使这一罪名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口袋罪”，即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罪名。打架斗殴、男女关系不检点、同性恋等都被司法机关以“其他流氓活动”论处，成为实践中维护泛道德化社会的重拳利器。

年“严打”时，以“流氓罪”被判死刑的不在少数。比较出名的要数电影明星迟志强，上世纪80年代初他是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演员”，还受到过中央领导接见，上过《大众电影》杂志封面。社会冰封初解时，文艺圈总是最先拥抱时髦的娱乐方式，早早成名的迟志强经常与一些青年男女一起玩，后来认识了一些部队高干子女，进入到他们的圈子，经常聚在一起看内部小电影、听邓丽君、跳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音乐一放，窗帘一拉，就开始了。在此期间迟志强还与其中一个部队高干家的女军官发生了性关系。年，迟志强等人被邻居举报“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迟志强在河北完县《金不换》剧组外景地被捕，完县看守所内与他同监的另外两个人，一个因为在女厕所偷看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因强行搂抱了女青年被判4年。迟志强后来对媒体回忆，当时感觉这下活不成了。

南京公安部门因为他们的流氓行为没有受害人，都是几个人你情我愿，本来准备教育了事，不料有记者采访此事后，以《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为题虚构渲染了迟志强“强奸、轮奸”等情节。这篇报道在今天看来明显已构成侵犯名誉权，但在当时借助迟志强的知名度引起了轰动，结果很多愤怒的观众给南京公安局打电话，要求公审枪决“大流氓”迟志强。迫于舆论压力，迟志强与其他涉案人员均以“流氓罪”被提起公诉，所幸，迟志强只是被判监禁4年。年出狱后，迟志强重新收获了爱情与事业，他根据监狱生活创作的《铁窗泪》，唱片销量超过千万。

与迟志强相比，其他人就不那么幸运了，西安的“马燕秦事件”是当时轰动三秦的“流氓罪”大案。起因是陕西西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她喜欢跳舞，个性也比较放得开。警方本意是想敲打她一下，让她收敛一些，就把她叫去询问跳舞的情况，结果她一口气说出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男女，个别人还与她有进一步的亲密关系。因为马燕秦的事情基本都在道德层面，公安局只好将她放走。“严打”开始后，西安公安围绕马燕秦，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

案子因为牵涉人太多，即使从快审理也需要一定时间，一来二去结果拖过了年的“严打”高潮，直到年才结案，因此只枪毙了马燕秦等三个人。有司法人士推测，如果这事搁到年，至少要枪毙十几人。涉案的惠利名早年从西安市某化工厂辞职后以摄影为生，爱好拉手风琴，因为年他与市政工程公司的工人韩涛一起到马燕秦家跳舞并留宿一夜而被抓，俩人完全否认了与马燕秦有性关系的指控，但仍然被判无期徒刑。还有一例，据《东莞时报》报道，山东济南京剧院演员张于太经常与山东省军区司令员之子耿爱平、山东省副省长之子武卫尘、山东吕剧团会计之子傅国营、医院医生徐春生以及市民车立君等参加家庭舞会，结果在年被定为“流氓集团”重要成员，一起涉案的有十多人被枪毙。

四,反思抓罪犯有“指标”

年的“严打”自年起一直持续到年1月，共分三大战役，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为了达到“从快”的目标，本来应该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合为一体。我们现在在美剧中常看到警察的侦查结果被检察人员退回，公诉方与辩护律师吵成一团，法官最后判公诉人败诉。在我国司法中，也一样是公安侦查、检察起诉、法院审判的程序，“严打”时三家各派一到俩人，共同审问，各做各的案卷，却是共同定罪名，一次定刑，而且定出判多少年，效率奇高。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人大多会对公安机关举行的公审大会有印象，犯人被公审公判后，被反绑起来，胸前挂着写有名字、罪行的木牌，被全副武装的武警押在军绿色卡车上游街，有的死刑犯的木牌上还打着一个醒目的黑色大叉，有的犯人把头埋得低低的，卡车上的大喇叭还广播着犯人的罪行，宣传“严打”斗争。

有些地方这样的景象几乎每月都会出现，“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在此期间，全国“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2万人，判刑.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有的地方往年枪决人犯只有几人，“严打”时却动辄几十人，所以每次行刑还需要从外地借调警力。此外，关押场所也极为紧张，公安、狱政部门进行突击性建设，另外还临时征用、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才勉强满足需要。

“严打”可以说是一场决策层主导的司法“运动”，各地出于政治运动惯性，开始层层分解“严打”任务，有的甚至精确到某单位有百分之几的人必须列为“严打”范围。有媒体报道在河南西部某县村庄，一对年轻夫妇由于地里农活多，便委托公婆白天在家照管新生的小孩，公婆一时疏忽出门了，回来发现小孩被家养的猪咬死了，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正好该村没有完成“严打”抓捕指标，于是就把公婆俩人以过失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和无期徒刑。另有一个多人的工厂，接到的“严打”指标是30人。为了完成任务，厂里甚至把在厕所写脏话的人都抓起来了。实在没的抓了，就把一个中学时偷过同学十几块钱的工人抓起来凑数，结果这人被判了两年徒刑。

在“严打”中，公检法系统的权力过大，虽然其专政工具的面目得到张扬，但在迅速肃清社会风气的同时，也开了一些司法机关在运动式集中执法时重结果正义、轻程序正义，践踏公民权利的恶例。年，“严打”转入第三阶段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反思，认为对一些罪行轻的人打击过重，打击面过宽，有些地方开始复查案卷，最后在中央领导的批示和支持下，“严打”才得以顺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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