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澍晨

来源：Vista看天下

这是一段不算久远的往事。

年7月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王宝森的党籍。王宝森已畏罪自杀，根据法律规定，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王在自杀前担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

关于他的自杀，传闻一直很神秘，包括“自杀还是他杀”、“枪和子弹从何而来”；尸体被解剖检验之后，按照中央要求专门存放并贴上封条等等。

如今，王宝森饮弹前最后24小时的谈话和电话被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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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北京市怀柔区崎峰茶村的大山里漆黑一片，身着各种制服和便衣的队伍在公路上集结，分成小组，每隔5米一个人，技术人员走在后面，在山上来回巡视。左芷津正是其中一员。

正当队伍散开沿山搜索时，突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杂草枯叶满天飞舞，“眼睛被风吹得睁不开，连呼吸都很困难，鼻子嘴巴和衣服里全都灌进砂土碎石，满天的泥土和石子像是要把我们活埋”，左芷津回忆，逐级请示后，众人停止搜山，退到乡政府待命。

次日，年4月6日清晨5点半，全部人员再次开始拉网式搜山。15分钟后，他们在半山腰一条干涸的小水沟发现了一具死亡不久的男性尸体，衣着完整且看起来有一定档次，右手握着一支比较少见的新型微型手枪。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的司机被叫来查看，随即确认，这就是王宝森的尸体。

王宝森（图片来自网络）

“自杀还是他杀？”

王宝森仰面朝天、上身卡在两块石头之间，半坐半卧在水沟里。“尸体头部左侧和左耳有流向脑后枕部的流柱状血迹，头部左侧地上的枯草和树叶上有少量流淌和滴落的血迹，左耳上方和右耳上方各有一孔洞，两个孔洞呈左侧高右侧低的走向。”年4月6日清晨，左芷津在崎峰茶山上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

仔细勘察，可以看到王宝森的尸体衣着完整，没有撕扯拖拉的破损现象。他右手紧握一把手枪，食指扣在扳机上，枪口指向左胸。右腿伸直，左腿稍扭曲。

其食指仍扣在扳机上呈尸体痉挛状态。“这是自己开枪击中头部导致瞬间死亡，形成尸僵的典型姿态，他人加害无法形成这种始终紧握手枪的尸僵。”左芷津推断。但事关重大，现场的技术人员都十分谨慎，没有人说出口。

这天上午，北京市领导来查看了现场。不过来的不是市委书记陈希同，而是市长李其炎。左芷津记得李当时“浓眉紧锁”、“黑着脸”，由北京市公安局领导陪同，在技术人员划定的现场外转了一圈，没说话就走了。

现场被保护起来。左芷津立即赶回公安部汇报，副部长拿出一把礼品枪，要求左芷津模仿了王宝森尸体的拿枪姿势和子弹口，并一再强调：此案关键在于“自杀还是他杀”，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把证据搞扎实。这位副部长还表示，尸体肯定要解剖，北京市公安局解剖前一定要请示公安部。

刑侦技术人员将王的双手用塑料袋包上，再将整个尸体小心地装进尸体袋，放到了车上，运到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

初步检验，王宝森手持的是国产八四式7.62毫米手枪，使用的是六四式7.62毫米子弹，枪膛内有一发子弹，弹匣内有三发子弹，枪支各部机件完好，击发正常。

左芷津和同事们在王宝森左肩下方的皮夹克上找到了一枚子弹头。十几天后，经过数次拉网式搜寻，他们用金属探测器在附近找到了一枚子弹壳。

经痕迹检验，这枚子弹头和子弹壳都是从王手中那把枪中发射出来的。

不过，公安部副部长指示，“这个案子一定要办成铁案、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要确认是自杀，还需要更多证据。

王宝森的最后一天

这起案件的主办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不过很快公安部派出了专家组。专家组由7人组成，包括公安部刑侦局的左芷津，还有刑事技术研究所分别专攻毒物、法医、痕迹、枪弹检验等方向的专家，他们都有正高级职称。专案组列出需调查人员名单，报请中央批准后，开始了全面的调查。

调查显示，王宝森4月4日早上照常起床，喝了家人热的牛奶，和妻子一起下楼，司机已等在门口。夫妻俩一起上了车，妻子到单位中途下车时，王宝森什么也没说。

到达市政府后，他参加了一场英模命名大会，在会上与其他几位领导微笑着点头打了招呼。中午，他向秘书吩咐了晚上8点半在长期“租用”的天伦王朝饭店单间接待客人的事情，还向饭店预订了晚餐，点名要炸酱面。然后他在市政府领导小食堂吃了饭，开始午睡。

下午，他去听了北京市一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会议，这场会议他本不必参加，是他上午主动要求去听汇报的，他在会上还不时插话。汇报快结束时，他到会议室隔壁用座机打了两个电话。工作人员代拨了第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男性，第二个电话从王的口气推测接电话的人性别为女。打完电话，回到会场继续听汇报。

5点钟汇报结束，王宝森表态说内容很好，充分肯定了大家的工作，然后被财政局长等一群人送到楼门口。之前他一直是上了车就走，这天坐进车后，他把后窗玻璃降下一条缝，向大家摆了摆右手算是道别，送他的人因此感到很奇怪。

随后，他回到办公室。过了20分钟，又吩咐司机送他去不远处的市委。

王宝森在市委书记陈希同的办公室待了45分钟。6点30分，两人边走边说一同出来，各自上车奔向不同方向。这次上车后，他用跟平常一样的口气对司机说“去怀柔”。

司机一开始以为是去怀柔的市财政局培训中心。不过，走到怀柔范各庄时，王宝森让司机开往崎峰茶村。一路上总是问还有多远，还把车窗摇下来不断向外张望。途中，他两次下车试图进入路边破旧砖房或工棚，因为砖房有锁、工棚有人而放弃。

他对司机说，与两个人约了8点10分在崎峰茶山上亭子见面，对方开一辆白色桑塔纳，说好谁先到谁就等。8点钟到达山下时，司机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亭子，而王宝森表示“就是这个地方”，他还拒绝了司机的继续陪同，把司机硬塞回车，并嘱咐“不管谁呼你，都别回电话，明早9点在单位等我，如果有人问我，就说咱们俩没有在一起，我是坐别的车走的”。司机只得上车起步，那地方路很窄，只能开车继续向前走找地方掉头。车掉头经过王刚才下车的地方时，司机向外看去，已不见了王的身影，也没有见到其他任何人或车。

那个晚上，王的秘书不停地传呼王和司机，都没接到电话回复，于是在9点多钟推掉了等着王的众多客人，自己也离开了。

枪和子弹从何而来？

4月5日早上，陈希同和王宝森两人的秘书先后找司机询问王在哪里，司机按之前王的交代回复了，不过心里十分不安。等到10点钟，他向怀柔同乡、王以前的司机征询意见，得到的建议是再等等。那位司机自己开车去了一次怀柔，不过没有找到王。到下午5点多，两人实在怕出事，决定说实话。

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市长李其炎听说后，立即给怀柔县委打电话问询，县委领导说没看见王宝森。“此时大家隐约感到王宝森有可能失踪了。”

陈希同立即命令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政委带队，带上警犬和有丰富探案经验的民警及法医，立即随王宝森的司机进山寻找。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专案组也查出了王宝森那把手枪和子弹的来源。

年底，王宝森的秘书以王主管的“经济工作方面的矛盾比较多”、“当前社会治安又不好”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警卫处提出过要一支枪，“不要真子弹，只要橡皮子弹就行，用于自卫”。由于并没有相关规定，公安局领导十分为难，一拖再拖。

年2月10日下午，经正式上报请示后，北京市公安局警卫处将一支八四式手枪、15发橡皮子弹和枪袋送到了王宝森的办公室，当面交给了他，还讲解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2月13日，王宝森的秘书致电北京市公安局警卫处，表示王要打靶，请其负责安排，并要求枪种是八四式手枪和八二式冲锋枪。警卫处逐级请示后，安排了王在警卫处干部冬训基地“八一”射击场的实弹射击。王宝森打靶期间有两名警卫处干部陪同，不过两人因到靶子前摆放石头、瓶子等，一度有20分钟让王独自在靶位里等候。当时子弹都放在靶台上，随后两名干部协助并指导王宝森打光了靶台上的子弹。王并未索要子弹。

警卫处子弹出入库记录显示，王宝森打靶所用子弹，与死亡现场发现的、其手枪中所余子弹完全相同。

14位领导和专家签字的鉴定书

4月26日下午2时，左芷津和同事们站在解剖台前，台上是王宝森尸体。由于是重大命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了人在一旁监督。

“像王宝森这样的大案，还有李沛瑶案，检察院会提前介入，负责监督我们执法过程中有没有问题。比如要解剖了，按规矩检察官就应该问‘死者家属同意了吗？签字了吗？’——王宝森的解剖同意书是由妻子张辉签字认可的——‘解剖方案报中央了吗？’‘尸体跟原始状态是不是一样，有没人动过手脚？’‘解剖程序是按照卫生部规定吗？’还有，‘你们几个都是谁？你有高级职称吗？在场有没有无关人员？’”年8月10日，左芷津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检察官一般在这个环节还不太明白到底该问什么。

第一步是翻查衣兜，这一步有时能解决很多问题。他查看了皮夹克、西服、裤子的衣兜，看到几份文件、记事纸、宣传单、多张名片，还有一串钥匙、折叠刀、眼镜、梳子、三个一次性打火机、半盒“红塔山”牌香烟、印有“吉祥如意、长命百岁”的红布腰带、治疗糖尿病的药物，以及一个长方形黑色皮质枪袋，袋内装有弹匣，匣内装有5发子弹。

衣服检查并没什么收获，唯一结论是：衣着整齐，不符合他杀特征。

脱去衣服后，可见王的尸体“发育正常，营养良好”，有尸斑和尸僵存在。此外“肚子挺大，双下肢特别细，双脚也很细小，一看就是长期以来坐车多、走路少，静止多、运动少”。

王宝森的头颅没有明显变形。右侧太阳穴处可见一圆形创口，创口边缘皮肤已被烧焦——这显然是子弹射入口，皮肤烧焦状态一般只有枪口离皮肤15厘米以内才能形成。这个创口周围皮肤表面还附有少量黑色物质，这是子弹里火焰燃烧的残留物，同样只有在枪口很近的情况下才能留下。

这个创口下方皮肤有一点挫伤，上方没有，这说明当时枪口朝左上方，下缘紧抵在皮肤上，“符合右手持枪朝太阳穴射击的自杀握枪方式”。

子弹的射出口在左耳上方，是个条形的裂隙，可看到没有人体组织缺损。两个创口都有血液向脑后枕部流淌的痕迹。此外，尸体表面没有其他异常改变。

解剖结果显示，颅内、眼眶上的颅前窝都有骨折现象，这是子弹穿过或其携带动能导致。由胃壁上几小片青菜叶，技术人员推断出其死亡时间应距最后一顿饭4小时以上，考虑到王4日午饭吃的是一小盘青菜，应该是4日晚间。

在公安部专家指导下，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毒物化验室对王的心脏内血液、胃内容物、部分胃壁组织、肝脏和尿液做了检验，没有发现酒精以及吗啡、海洛因等毒品，也没有常见安眠镇静药物和毒物。

专案组还用样品台的双面胶在王宝森的右手粘取了射击残留物，这也正是当初搬运尸体前先将其双手用塑料袋包起来的原因——开枪的时候，一部分火药燃烧不充分，会形成许多微粒从枪口和枪身缝隙喷出。经过仪器检测，在王宝森手上发现了残留火药微粒，经比对与他手枪里的子弹火药是同一种。

法医鉴定结论是：王宝森是用手枪接触射击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而死亡，创口符合自己右手开枪形成。14位领导和专家在鉴定书上签了字。

最后，左芷津执笔，撰写了公安部呈报给中央领导的汇报。“我报给我们局长，局长报给部长，部长一签就出了部，到国务院了。部长上面就是政法委书记，再往上就直奔中央了，中央几大常委都要看的。”年8月10日，左芷津回忆说。

最终处理

解剖检验之后，按照中央要求，王宝森尸体要妥善保管。一般冰箱都放置多具尸体，而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买了个单人冰箱专门用于放王的尸体，并贴上了封条。

年7月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王宝森的党籍。王宝森已畏罪自杀，根据法律规定，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王为什么自杀，并不在左芷津所在专案组调查范围内。

到年，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向左芷津请示如何处理王的尸体。经过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会签请示，当年6月14日，中央领导指示，同意处理王宝森的尸体。

为稳妥起见，北京市公安局又等了一段时间，到年4月才处理。当天，王的家属被通知到场，一共来了3人：王的哥哥以及两位年轻女性。尸体被运走火化的时候，他们在法医中心远远看着。

作者：佚名

来源：南方都市报等

年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听取上海负责公检法的同志汇报完上海治安问题后，提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

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此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

年2月8日，邓小平在无锡视察工作时，接见了在无锡疗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

邓小平开始重视治安问题，而促使他下决心进行严打的，是几个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六一六”案件。

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滋事，残忍杀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并强奸、轮奸多名女青年。犯罪分子还同时犯有抢劫罪、爆炸罪。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们到牙克石出差办事心存恐惧，不敢走出火车站的站台。由于多数罪犯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群众集体上书，要求将罪犯全部处以死刑，最终只有其中两人被判死刑。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中央领导。

还有一种说法是唐山的“菜刀队”凶残嚣张，甚至拦截了邓小平去北戴河的车队，才使邓下决心严打。

刘复之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任部长后，针对当时极为严峻的治安形势，亲自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并于7月送报中央。邓小平在两天内看完了这份报告，年7月17日上午9时，他召集刘复之和彭真来到自己在北戴河的疗养住所。

邓小平身着草绿色军便服，手里拿着由刘复之起草的、两天前上交的报告。几句寒暄之后，他直切主题：“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说着，邓小平翻开报告，边念边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

读到这里，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两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

对于如此严厉的打击可能引起的社会争议，邓小平早有预料，“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彭真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

这是一场群众运动。年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称，“要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务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动。”

严打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判死刑，至今未见公布。目前仅见的公开数字，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的记载。该书提到，年10月31日，《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说，在第一战役中，法院判处人，其中判处死刑的人，“这是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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